文/haon 综合整理

2021年12月中旬，一家位于上海的本土biotech，因为激烈地讨论“新产品研发策略”，年末研讨会延长了一个又一个小时；

2021年12月上旬，一家位于北京的跨国药企（中国事业部），因为看到了更清晰笃定的政策方向，在活动发布会上介绍了一遍又一遍“以患者为中心”的行动与意义；

2021年11月上海进博会期间，一家深耕中国20余年的生命科学服务商，为了紧跟“best-in-class；first-in-class等中国‘新’步伐”，强调了一次又一次要不断优化解决方案；

……

以上所有动作，都与今年对行业影响最深的一个政策密切相关。

自2021年7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下称“CDE抗肿瘤药新政”）发布以来，新浪医药在下半年整体采访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管是本土药企还是跨国药企，不管是CRO企业还是其它医药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几乎所有嘉宾的对话，都习惯围绕着“CDE抗肿瘤药新政”展开。

究竟新政为行业带来了哪些真正的影响和改变？各方又在如何应对？

在2021年末之际，新浪医药特别对话几家创新药企、跨国药企、CRO企业……多视角回顾、解读今年最重磅的医药政策之一——“CDE抗肿瘤药新政”下的行业生态改变。

话题一：市场反应那么大，新政真正打击了“谁”？

此前，“CDE抗肿瘤药新政”意见稿一发出，创新药、CRO板块就连续闪崩，这被多方解读为“误伤”、“过度反应”，那么真正受“CDE抗肿瘤药新政“影响到的板块和企业有哪些？

此外，新政打击“me-worse”几乎是业内共识，但新政是否完全打击“me-too”药物却争论纷纷，“me-too”药物价值和意义、生存未来如何？

观点1——英派药业CEO包骏博士：

对于原研药或者早期进入市场，或早期做完临床研究的“me-too”、“me-better”、“me-best”药物，新政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护城河作用，有效防止后来者前赴后继，竞争白热化的场面。

未来创新药企对于临床CRO企业的水平和质量要求会越来愈高，也将大大改善过去“宝贵临床资源被占用”，“有限病人遭哄抢”的乱象。

观点2——先声药业战略总监鲍恺军：

一些做简单重复、没有自主研发实力的药企和上下游产业链会受到一定影响，而具有差异化研发、自主研发技术的公司将会得到加强。

“me-too”药物能够让国内患者更多获益，对医保谈判来说多了一个选择，同时“me-too”药物也是国内大部分药企研发转型的必经之路。只不过这类药物的窗口期在不断缩短，对跟随者的立项能力、临研能力要求都在不断提高。

以EGFR药物为例，一代EGFR的“me-too”在临床III期数据follow都不算晚，而三代EGFR奥希替尼，在临床I期时候follow都可以，而现在四代EGFR的研发，基本都是从专利左右才来得及。

观点3——CRO企业代表：

早在CDE抗肿瘤药新政发布之前，我们就曾提到，国内“me—too”药物项目想要立足生存，必须要“争3保5”，如今，在CDE抗肿瘤药新政发布之后，这个目标或许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观点4——康方生物代表：

由于医疗保障体系的特性，从供给端，医疗保障体系需要不同类型的药物，来满足不同疾病、不同阶段的治疗需求。但是哪怕是仿制药，也要求在质量上做到me better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话题二：对照药物标准及价格

在“CDE抗肿瘤药新政”发布出来之后，引起市场最大反响的就是——“对照药的选择”这一要求。关于“头对头对照试验”，目前业内仍然议论纷纷，如：

什么情况下需要采用“头对头对照试验”？

什么样的标准是“最佳标准”？

有条件获批上市的药品可以作为“最佳标准”吗？

国外获批，国内没获批的批准，可以作为“最佳标准”吗？

没有进入医保的，没有经过大量病例验证的药物，能够成为“最佳标准”吗？

“对照药物”的费用会成为企业研发创新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吗？

观点1——辉瑞（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朝华

更优疗法：能否体现出更独特的疗效特点，耐受性是否更好，适用人群是否更广，或者患者使用时是否更便利等。而且在这些前提下，是否可以进一步通过制药工艺的创新而实现保证质量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观点2——英派药业CEO包骏博士：

最佳对照药物的标准：或许是——我国正式获批+纳入我国药物使用指南的+进入医保，被大量患者使用和验证后的药物。

对照药物的价格：因为对照药物同样受益于患者，希望可以通过各方努力，实现企业可以按照医保支付后的患者自付价格承担对照药物的费用。

观点3——先声药业战略总监鲍恺军：

最近，国内逐渐出现更多头对头PK的临床方案设计，类似法米替尼+卡瑞利珠单抗 vs K药，安罗+TQB2450 vs K药，BGB-A1217+替雷利珠 vs K药等，长周期、头对头、高费用的新型临床方案。头对头PK的临床方案设计将成为众多药企转型的下一个分水岭，也是未来走向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观点4——康方生物代表：

头对头试验，仅仅是比较药物创新临床价值的一种方式。头对头研究的开展，取决于具体药物的开发策略和面临的市场环境。在必要的情况下开展头对头研究，不应该以对照药物的费用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话题三：目前行业“研发成本失控”讨论

在基于人才、猴子等价格飙升的行业背景下，如今“头对头对照试验”的要求对于企业的研发成本显然更高，在基于以上因素影响下，目前业内对于“研发成本失控”的讨论越来越多。

以前常说研发一个新药的平均成本高达10亿美元，如今，已经有声音表示：成功上市一个原创新药的成本已经高达惊人的20多亿美元，这种说法是否被认可？

观点1——英派药业CEO包骏博士：

大约在10年前，中国一位肿瘤患者临床试验的成本是10万人民币，欧美一位肿瘤患者临床试验的成本是15万美金，如今中国一位肿瘤病人临床试验的成本是50、60万人民币，欧美的成本差不多还是15万美金/肿瘤患者。相比之下，中国的研发成本确实是上涨了许多。

至于人才方面，除了领头的CMO成本大幅上涨，临床总监们等人才的薪资水平整体也在大幅上涨。

此外，以靶向药研究为例，除了对照药物成本上涨，其它配套费用如患者的基因检测费等成本都在相应上涨。

不过对于新药研发，不能仅从成本上升来判断，应该要去衡量每款药物具体的投入产出效率。

观点2——CRO企业代表：

现在国内一部分企业提到的研发费用，更多的是考量了多少年后实际投入资金的“投资回报率”，实际上每个药的直接研发支出或许没有那么高。

观点3——先声药业战略总监鲍恺军：

研发成本提高在国内主流药企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是企业转型成功的先决条件，体现了企业转型的魄力，当然背后也有临研费用、研发人工待遇升高等多种因素了，这是这个时代赋予这个行业的必然。

行业龙头恒瑞医药今年也选择了研发费用的资本化，应该是中短期平衡利润、收入、研发和股价的重要方法，高研发投入之后也将成为构建公司护城河的关键所在。

从数字上来看，全球创新药的研发投入成本确实已经大幅度提高了，最新的具体数据暂时没看到，应该差不太多。再考虑国内的开发成本更低和靶点相对成熟等因素，20亿美元做一款真正的全球新药或许已经有这个需要了。

观点4——康方生物代表：

自主创新需要看研发费用的投入产出效率。研发费用的高低，核心在于资金的利用效率，效率衡量的标准这是创新程度和创新速度。至于是否成为问题，取决于具体公司自身的研发能力和战略水平。

话题四：整体来看，新政发布的原因，给行业带来的改变

原因分析——辉瑞（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朝华：

自从我国加入ICH以来，新药研发进入了持续蓬勃发展的阶段，药物研发速度不断加快，新药研发的生态环境也日益成熟。但是CDE发布的《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现状年度报告（2020年）》显示，中国的新药临床试验仍然存在四大问题：

第一个是新药临床试验的同质化问题特别明显；

第二个是临床试验获批后实施效率不高；

第三个是儿科药物临床试验的占比较低；

第四个是临床试验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多集中在北上广，中部和西部较少。

而《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的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发布的原因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痛点。

改变分析——先声药业战略总监鲍恺军：

“CDE抗肿瘤药新政“是在目前肿瘤靶点研发内卷的背景下颁布的，旨在对目前适应症、靶点扎堆，临床资源浪费现象的最新指向。

主要改变如下：

1）源头上，大家在靶点立项会更加理性，会结合科学性、进度、领域匹配度、临床需求等角度来综合评估，而不是单一看靶点的热度；

2）项目推进的节点上，会不断check，分子是否有差异化、优势等，团队科学性决策将越来越重要；

3）临研速度和质量将会进一步提高，高潜力的靶点，大家会优先重点推进，避免速度落后与被人头对头PK的尴尬局面，期间也会不断出现更多优秀的临床方案设计，而不是一味照搬临床方案；

4）新技术和其他适应症将会百花齐放，迎来蓬勃发展。在如今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靶点的发现、临床数据的公布基本透明，大家在热门靶点的研发差距相对小；新技术、新平台赋予靶点选择、分子设计的多样性，RNA疗法、基因编辑、ADC、多抗、PROTAC等技术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竞争的门槛所在；肿瘤的扎堆更和这个领域转化科学、靶点验证、支付体系的完善有很大关系，后续在政策披露后，大家也会不断挖掘其他高临床潜力的适应症，去相对蓝海的市场竞争。

整体来看，今年CDE抗肿瘤药新政问世，对于行业来说有些突然，但似乎又是必然。

随着新政问世，监管部门落实“药物研发应以患者需求为核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决心再次明确。

有业内人士对新浪医药表示，新政加速了行业的觉醒与改变，如今“做新药”、“做好药”不再是整个行业“打破内卷”、“远征海外”亦步亦趋的长远理想，而是每个药企当下亟需解决的生存发展难题。